少有人走的路Kaxi.net

必须承认，楚汉相争的时候，辅佐项羽的范增，其水平并不比辅佐刘邦的张良、萧何差。靠他的计谋，项羽灭秦师、收义军；克咸阳、取关中，当时的项羽比抗战胜利后的蒋委员长人气都旺。鸿门的酒宴现在看起来绝对是范增从历史舞台上谢幕时的绝唱，若不是项羽可能酒喝多了坚持不杀刘邦，有一百个张良或者萧何乃至韩信也难敌范增的英名。但他还是悲怆地走了，后背上生了个大疽。疽，就是“火疖子”，按中医的理论应该是“气结而生”，从心，从肺。可以想见老头子范增当时的绝望。他轻衣车马辞别“亚父”的称谓出走彭城前，已经预见到了项羽的惨败。他死的时候喷出的鲜血，让我们今天都能闻到那一种因深深的失落而蔓延的血腥味道。比他幸运的是韩信，如果一直在项羽手下做小吏，当然不会最终死无完尸，却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功名。没有萧何的月下佳话，没有刘邦的器重和信任，就不会有著名的垓下楚歌，历史很可能要重写。

这样的人很多，比如上世纪中叶的陈布雷先生。我个人非常仰慕布雷先生的学识和为人，他是一位学者，可是造化使然，让他在最应该著书立说的时候成了学者最不应该做的政治家的附庸，最后把自己成全为当时最悲剧的人物：作为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一个老国民党员，终于感觉到了国民党的“油干灯枯”，唯一的掌上明珠却成了自己在思想上最反对的共产党人。布雷先生当时应该找个机会跟毛泽东或者周恩来深谈一次，可惜了他对蒋先生的忠心。

国共在战场上相争了二十多年，国民党里那么多将军，像杜聿明、孙立人等，打日本鬼子时是何等的英豪，尤其是廖耀湘，怎么都难以想象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身经百战屡立功勋、拥有现代化军事理论思想和最精良美式装备的集团军司令会这么窝囊地陷在辽中的泥潭中。除了军事，还有政治。我曾看过一个材料，是 1948年中国政府高官的学历一览表，看后看了吓一跳：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 —–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

那个时候不存在花钱买文凭的事，这些人的学识应该是货真价实的。但就是这样的一群精英，败在了一位中师毕业的基本上没出过国的湖南人和他领导的“泥腿子”手下。
说心里话，我也不服。
但是不服不行。蒋委员长在关键时刻每每身先士卒飞到最前沿，越级指挥，打乱了手下将领们的部署。君臣不和，将相不用命，最后毁掉的，是一大堆国军将士的英名。写到这里，我们才能深刻体味到为什么“沙漠之狐”隆美尔将军后来想暗杀希特勒。

套一句正统理论来理解，那就是：一个人的立场问题，便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但一个人的立场，很多的时候取决于偶然，谁都难以在年轻的时候计划好自己的一生：在什么时候和什么人一起做什么事。例外的人有，比如陈宫，他从曹操杀吕伯奢全家看出了他的阴险，可是自己已辞了县令，只能屈志于明知无所用的吕布。从人性上看，他是个好人，但从历史上看，却不是个大丈夫。大革命和抗日的时候，国共两党都是当时中国青年最敬重的政党组织，而且国民党更有实力，那时候投身革命的青年在党派上并不认真。我们读过许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要好的同学一个参加国民党，一个参加共产党，或者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一对恋人身上，然后被历史演绎成悲剧。

人类走到现代，许多的选择更不能被我们所左右。我们可以选择工作，却不能选择事业；可以选择恋人，却不能选择爱情和婚姻。与命运抗争的人，命运推着他走；随波逐流的人，命运牵着他走。许多的领导喜欢对员工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管你的过程，我只看重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毛泽东主席一再提醒我们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是出发点问题，是所在的阶层所决定的立场。有一种领导，就是把自己干不了的或不愿意干的事，交给下面的人去做。成功了，是他“知人善任”，失败了，总会有个垫背者。这就叫“局限”。就像我们常说“狡兔三窟”，兔子是弱者，所以才要有三窟。有谁见过老虎有家吗，老虎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世道，走仕途是人生的极至。不当官无以发财，不发财无以扬名，不扬名就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于大多数没有什么背景的我们来讲，这条路充满了艰辛。西方有句俗语叫做“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首先你得有能耐；第二，得有人赏识；第三，赏识你的人也得有能耐。这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做得到的，有时候得凭运气，要想站稳立场并不容易。“男怕走错路，女怕嫁错夫”，但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出来。

慈不为官，义不经商。要想当官，你就得扔掉自己身上那些正正经经的东西，看看自己做得做不得小人。如果做不到，就不要钻研仕途。

经商也一样。在眼下，正派人很难经商，若经商就很容易变成流氓。流氓经商少了许多周折，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人中，坐过牢的占了很大比重决不是偶然的。在西方，像法国资本主义早期的第三等级的兴起，也曾被社会视为“不三不四”的人。在美国中西部发了财的也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或有前科的罪犯。流氓经商办企业往往成功，主要是他们的一些素质适合了商海中的某些规律，尤其是在“无规则游戏”中。

一生中没有几个人能走得很远，这就是造化，谁都无法肯定那块云彩有雨。秦琼卖马杨志卖刀，韩信吃嗟来之食。男子汉大丈夫行走江湖，谁都有个三长两短的时候。“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话虽是这样说，但生活是严酷的，有时候必须屈志于人，卑躬取怜。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想想韩信的胯下之辱，梅兰芳敢蓄须抵倭是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不敢把他怎么样，我相信，那些活下来的汉奸和“慰安妇”们，他们也不会不看重自己的名节，但他们不敢。你就敢保证在被上了老虎凳、往手指甲里钉竹签或几个彪形大汉要当面凌辱你的妻子时，你还可以说出那三个字吗？

重要的是要让自己有一个平静的心境。

要在尘世中修炼自己，让自己慢慢地变“傻”。“傻”，是现代智者的一个境界，随遇而安，荣辱不惊，看上去心清志宁，心念中庸，实际上却在寻得个天地命数，也可以说是在卧薪尝胆。学位，职称，外语，专业，阅历，等等等等，在傻呵呵的日子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成全了自己，来日方长，即使给个国家，也有能力治理，“一旦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

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读书读好书，交人交高贤。莫与粗俗之辈交往，人心明净如白纸，染了晦气，就去不掉了。毕竟我们最终要成全的，还是自己内心的安逸。远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目标，或者理想，活着，人后尽可能寻觅体面地活着，应该便是当下的追求。

我们能走多远，跟穿什么鞋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就如现代体育的终极目的，是快，而不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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